印度人为什么死活不改种姓制度？ 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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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人为什么死活不改种姓制度？ 番外》精彩片段

许多社会运动的精神源泉。那些坚持为平等而努力的人们，正在不断推动着印度社会向更加公平和进步的方向迈进。

今天我会用些时间把这个问题讲透，但是我们得先来多问一个问题，种姓制度是怎么诞生的？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3000年，在印度河流域突然诞生了一个高度成熟的古文明哈拉帕文明。哈拉帕人将印度河称为“新度”，古汉语翻译为“深独”。但是在印度河北边有一支游牧民族，他们的语言发不出“斯”这个音，就只能把这块地儿称为“印度”，也就是印度这个发不出“斯”的民族，在公元前1500年征服了印度，深独就此彻底变成了印度。

这个征服民族就是雅利安人。雅利安人是一个高度军事化的民族，他们信仰一个四处征伐的战争神，叫因陀罗，和希腊神话里的宙斯很像，他是众神之神，主宰一切。雅利安人内部也像军营一样，严格分为四个民层，最上层是宗教祭司，第二层是军事首领，第三层是中层民官，最下面一层是大头兵。每次征战之后，雅利安人的祭司都会进行血腥祭祀，打仗前杀牛宰羊祭祀，而打完仗就把战俘肢解，人际非常恐怖残忍。

根据殷商甲骨文的记载，雅利安人甚至一度攻打到了殷商的土地，但被殷商的后母戊率军一顿胖揍，赶去了伊朗高原。那时的雅利安人不知道他们的对手殷商的血腥人祭比他们还狠。雅利安人在公元前1500年征服印度之后，就把他们这一套军事化的愚昧宗教带入了印度次大陆。原本那个战争神因陀罗就成了婆罗门教最初的主神帝释天，而原本军衔一样划分出来的四个阶层就成了后来的种姓制度。

我们可以直接对比来看，原来最上层的宗教祭司就是后来的婆罗门种姓，也就是祭司阶层。第二层的军事首领就是后来的刹帝利种姓，也就是军事贵族。第三层的中层军官就是后来的吠舍种姓，定居之后成为了一般市民，而最后一层的大头兵就是后来的
雀王朝的第三代君主，他在公元前273年上位之后，清洗了王族内所有的政敌，包括了他的亲哥哥须陀摩。这之后阿育王开始四处征服，几乎统一了整个印度次大陆。在即位第八年，阿育王征服了羯陵伽国，并下令屠杀了十万战俘。也是这次屠城，亲眼目睹了屠杀的残酷血腥，阿育王幡然悔悟，开始虔信佛教。

在佛陀入灭235年后，阿育王在华氏城举行了佛教史上规模空前的第三次集结。从这之后，阿育王又派出僧侣向南北两个方向传教，佛教开始变成世界宗教。在阿育王的护法之下，佛教火速崛起，成为了印度的第二大教。而佛教“众生平等”的教义也把婆罗门的种姓制度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如果没有意外，种姓制度就此消亡，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

如果单从宗教层面来看，似乎婆罗门教和种姓制度的湮灭只是时间问题。但是现实层面要复杂得多。很多人把佛教的兴起归因于婆罗门教种姓制度的压迫，以为是低种姓印度人改宗佛教，让佛教出道即巅峰。但这是我们在革命文化下的一种想当然，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佛教兴起的主因就是阿育王的护法，但阿育王的护法并非只是虔信佛教那么简单。

我们一定要记得阿育王是一个政治家。阿育王护法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印度两大种姓权力斗争。种姓制度是婆罗门的主要教义，种姓制度把印度所有人纳入了四个种姓，这其中婆罗门至上，刹帝利只是第二。政治层面来说，种姓制度是祭司集团婆罗门对军事集团刹帝利的压制。印度历史的整个主轴就是刹帝利和婆罗门两个种姓之间的合作与斗争，而这两个种姓又绑定了印度最核心的两个政治集团，祭司集团和王权集团。

孔雀王朝是一个世俗权力非常强大的王朝，阿育王是刹帝利种姓，他想要整合印度次大陆的权力，所以他需要一个普世的、反婆罗门的、属于刹帝利的宗教。他找来找去，发现再没有比佛教更合适的了。首先，佛陀释迦牟尼的世俗身份是王子，他的出身就是刹帝利种姓，也就是说佛教的创始人是刹帝利种姓。第二，

1956年10月14日，50万印度贱民在纳格普尔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集会，集体退出印度教并归依佛教。这一事件标志着佛教在印度本土消亡800年之后的又一次回归，被后世称为“新佛教运动”。新佛教运动的领袖是安倍德卡尔博士，他不仅是这一宗教改革运动的领导者，还是印度达利特群体中的重要代表，属于种姓制度中最底层的贱民阶级。安倍德卡尔的经历和身份都极为特殊，他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公开质疑婆罗门和刹帝利种姓特权的人，这一举动堪称印度社会对种姓制度的第一次强烈反抗与挑战。

1956年，安倍德卡尔带领数万贱民集体焚烧了代表种姓制度压迫的经典著作《摩奴法典》，以示对种姓不公的彻底否定。这一举动象征着他们对旧制度和宗教权威的公开对抗与决裂。同年，正值佛陀涅槃2500周年纪念，安倍德卡尔带领50万贱民集体归依佛教，正式成为佛教信徒。在这一历史性时刻，他郑重宣告：“很不幸，我身为一个印度教徒，身为一个贱民，但是我郑重宣告，我不会死为一个印度教徒。”他的话语充满了对不公制度的反抗精神，也表达了他希望通过宗教的改变来获得平等和尊严的坚定信念。

新佛教运动不仅仅是一次宗教的选择，更是对印度社会根深蒂固的种姓歧视的直接反抗。安倍德卡尔通过这一运动，试图将贱民从社会底层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他们找到一种新的身份和新的尊严。这一事件标志着佛教在印度历史上的重要回归，同时也是印度贱民争取社会平等和权利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现代印度的新佛教回传和反对种姓制度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上百万贱民共同发声，发出了推翻种姓制度的强烈呼喊。这种大规模的反种姓运动，让人们看到了一种打破旧有社会束缚的希望。在这一过程中，安倍德卡尔提出了22条归依佛教的誓言，其中最为响亮的两条是：第九条，“我认为所有人类平等”；第十条，“我将为平等的建立而努力”。这两条誓言不仅表达了对人类平等的信仰，更是贱民阶层
首陀罗种姓，他们定居后成为了工商服务者。印度河被征服的原住民，比如达罗毗荼人，就是种姓之外的达利特，即贱民。什么脏活、累活、苦活都由他们干。

婆罗门祭司又吸收了印度本地宗教，炮制了一个神话，所有种姓都是由创世神梵天的身体所生。婆罗门由头部或嘴部生成，刹帝利由梵天的双臂生成，是保护婆罗门的力量。吠舍由梵天的大腿生成，以上三个种姓是绝对的完全的雅利安人。首陀罗是梵天的脚生成，而被排除在种姓之外的贱民跟梵天没有关系，贱民在梵天里的称呼是“不可接触者”。这个种姓之外的种姓全部都是印度河的原住民，这就是种姓制度的来历。

很明显可以看出，种姓制度不是印度河流域原生的，而是征服民族雅利安人从外部带入的。它就是服务于婆罗门祭司阶层的专制，婆罗门用血腥祭祀的宗教恐怖和轮回转世的宗教洗脑苦心维系着这个种姓制度。但人类文明滚滚向前，最终种姓制度在公元前6世纪遭遇了生存危机，这场危机的发起人就是伟大的佛陀释迦牟尼。

在约公元前6世纪，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王子悉达多乔达摩在菩提树下顿悟成佛，开始向弟子开示苦集灭道的四圣谛，佛教就此诞生，悉达多也被尊称为释迦牟尼。佛教最让婆罗门教恐怖的教义就是“众生平等”，很显然，这是要掘种姓制度的根。印度文明本该在佛教诞生时跳出种姓制度的愚昧之圈，但是印度佛教在诞生没多久之后就发生了一次大分裂。

在佛陀入灭约100年之后，印度西部摩偷罗国的耶舍比丘邀请了700名上座在毗舍离城集结，这是佛教史上的第二次集结。由于对金银敬的分歧，也就是僧侣能不能受取金银等财物供养。这次集结，佛教发生了大分裂，上座部中分出了大众部。这之后的一百多年里，佛教内部不断分裂，一共分裂出了20部派。从佛陀入灭之后，佛教陷入了数百年的衰退，直至一个人的出现，才真正把佛教送上人类宗教的中心。

这个人就是佛教第一位护法名王阿育王。阿育王是印度孔
其次，种姓制度不仅仅是宗教的产物，它也是一种社会权力的分配机制。在这一体系中，婆罗门作为宗教祭司阶层，掌握着知识和精神世界的权力；刹帝利作为军事和政治统治者，掌握着国家的武力与权力；吠舍负责经济，掌握着财富的生产与分配；而首陀罗和达利特则被迫承担最辛苦、最卑贱的劳动。这种严格的社会分工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社会的稳定，也使得上层种姓在维护自身权力的同时，对低种姓的压迫显得“天经地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佛教运动的失败并不是偶然的。即便是安倍德卡尔这样的人物，尽管具备强烈的反抗精神和改革意志，但要真正动摇整个社会结构，难度可想而知。种姓制度并非单纯的社会问题，它深深嵌入了印度的宗教信仰、文化认同以及社会权力网络之中，要想彻底推翻它，需要的不仅是少数人的呼喊，而是整个社会的思想转型和觉醒。

正因为如此，新佛教运动在最初的几年里虽然声势浩大，吸引了大量达利特群体的追随，但很快就被社会现实所吞噬。种姓的观念根深蒂固，甚至在新佛教徒的内部也无法完全消除。佛教内部出现的种姓化现象，表明旧有的等级观念在印度社会中的顽固性。即便在新的宗教体系中，人们依然不自觉地延续了旧的等级观念，这使得新佛教运动未能实现其最初的平等理想。

尽管如此，新佛教运动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表明了达利特群体不甘于现状，渴望通过改变信仰来获得平等与尊严的努力。虽然运动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它所传达出的反抗精神和对平等的渴望，仍然激励着后续的社会改革者继续为消除种姓歧视而奋斗。这场运动的失败也为后人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即要彻底消除种姓制度，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结构，而不仅仅是通过改变宗教信仰来实现。

今天，印度社会中的种姓歧视现象依然存在，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其不公与落后之处。新佛教运动虽然未能完全成功，但它为印度的社会变革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也成为后来